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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mart mob 到social mobiliy
http://www.smartmobs.com

當我們在慶祝網絡社會的來臨時，「草根革命」這個非官方的稱號，無形中告知社會的流動性只能限制在階級的對立，以及基層的反抗。這是一個很傳統的觀念，我們應該審慎考慮網絡社會的流動性和我們傳統對於社會流動的概念並不太相同。

當互聯絡開始流行時，Howard Rheingold發明了Smart mob這個名詞，意為下一代的社會革命，指人們如何利用通迅技術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聯合一起完成某個目的。這個「聯合」同時是社會性的，它並不受階級以及身份所限制，因為點和點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關係。Smart mob也意味著另一種social mobility，它並不限於「上」、「下」兩個方向，而是多維的，我們說民間記者時，這個身份並不需要和傳統觀念的「記者」身份比較，相反「民間記者」是走在另一個維度上的。它並不限於某種速度，有時甚至是即時的；它並不限於「身份」，而是「容量」。網絡社會，給予我們的並不只是物理上的流動，而是另一個思維來理解流動的可能性。

今天，香港成為全球網絡覆蓋率最高的城市，社會的流動性和網絡本體的特質卻格格不入。近期的「陳智遠」、「陳巧文」事件，足以窺見其中的愚昧之處。陳智遠由「研究助理」變身為「政治助理」，人工從三萬脹到十三萬，引來田北俊的狠批。傳統上，我們認為「上」是必要的，我們的「上」主要由金錢收入為基準，上得太快是不容許的，原因不是因為你沒有資格而是因為速度。然後問題是「甚麼為之太快」？這個速度的參照點是二十多年前學徒式的晉昇程式。說到底，原罪並不是年輕，而是速度。

陳巧文因為支持西藏自決而「上位」，結果私生活被起底。這個例子說明了「上」有一個先決條件，因為「上」必須是要看「成份」/「身份」的。陳智遠是屋邨仔，雖然是基層「下」，但這個「下」下得政治正確，完成了灰姑娘的寓言，全民皆喜。但陳巧文的「成份」則跟社會表面的道德規條不太相應，所以她的「上」是負面的。這即是說更甚者，如妓女、嫖客、賭徒一率不容許上街遊行，程度嚴重者可能被剝削政治權利終身。

這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流動性受「身份」、「速度」、「方向」所限制，然而是誰製造了這些限制？陳智遠的任命打開一扇窗戶，說明有些已經「上位」的人士意識到網絡社會的到來。然而這些風波同時也封住了一扇扇可能打開的窗戶。雖然我們不斷提醒網絡社會的烏托邦成份，但烏托邦有甚麼不好？最差的莫過於我們因為對烏托邦不真實的偏見而拒絕了任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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