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009

六‧四

香港近幾個月來關於「六四」的討論,應該是八九後最火的一年。由陳一諤的言論:「學生領袖是不是有私心」、「中國是否要平反六四」、到曾蔭權的失言:「我 代表一般的香港市民」,認為六四已成歷史,國家經濟發展驕人;兩套言論表現的不只是所謂的「中共政府的統戰成果」,而是香港社會無論由學生至政治領袖都有 嚴重的「去政治化」傾向──換句話說即是對政治和經濟的無知,並同時顯示出紛爭不只是六四的真相,而是香港政治文化的一個危機。

六四事件在香港傳媒的報道和描述下,成為政府決心鎮壓民主運動,結果派出大量的軍警和坦克屠殺學生的一段歷史。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就事件作出任 何表態,也即是說問題核心集中在「中共有沒有屠城」之上。這個問題需要爭論嗎?事實上,從那些失去了孩子的母親的淚眼裡,誰還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所謂「有分 歧的真相」呢?那麼「柴玲是不是有私心」,實在已沒有討論必要了。

(六四事件前柴玲接受訪問時說:早已預備要以鮮血來為事件立碑,但她不知道怎樣告訴那些被蒙在鼓裡但滿腔熱誠的同學們。)

六四是甚麼?

然而,以上所談的就能代表「六四」的一切嗎?答案如果是對的,那「六四」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被思考過。到底甚麼是「六四」?不可能有一個單一的答案,更重 要的是需要回溯歷史,也即是「六四」爆發的來龍去脈,重新審視事件的發展。汪暉的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切入點。

介紹汪暉的書,本身就是件有趣事。首先,介紹內地學者的書無法從中文入手,因為這本書在內地根本就不可能發表,而且也進不了主流的學術研究圈;其次,汪暉 本人在八九年春天活躍於學生運動,但「後六四」時期,主流媒體都將焦點集中在柴玲和吾爾開希的醜聞之上,當年其他曾經參與事件人士的聲音卻銷聲匿跡,內地 固然,香港如是:國內知識份子二十年來對六四反省的聲音在香港幾近絕跡。

汪暉從八十年代中期的經濟發展出發,指出學生運動的背景,與當時中國政府正邁向市場經濟轉型有關,國內存在兩套經濟系統:其一是以國家主導的國有經濟,即 由政府制定物產價格;其次是地方層次的市場經濟,即由自由貿易調節價格。在這個情況下,出現了嚴重的貪污和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因為一些利益團體可以低價購 入政府物資,然後高價在市場出售,反之也然。這是六四事件前的經濟背景,也就是學生運動要求有關當局正視的問題之一。所以,汪暉指出「六四」的複雜性並不 能被簡化為學生運動或民主運動,因為其中涉及了許多利益團體,六四事件不能被純然理解為人民抵制由國家主導的改革,相反是人民要求政府進一步地改革。

然而中國的進一步改革,便是以威權主義結合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以暴力將中國經濟推向自由市場,我們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流行字 眼,例如「下海」、「流動人口」便是用來描述其中的過程;而貧富懸殊加劇、貪污日益嚴重、人文精神崩潰,便是隨之而起的後果。曾蔭權都看不到這些東西,連 他的「化妝師」也看不到,他們只看到 GDP 的數值。

本為自我批判而寫成的書

六四事件過後,中國知識份子對六四事件的評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於激進主義的批判,主要認為學生運動過於激進,根本無法產生正面影響,這點可上溯到五四運動,所有激進主義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而批評者認為改革需要由內部進行,這是不是一套為港人熟悉的論調?至少社民連在議會上的行為,便被視為激進、沒有建樹。但等了又等,董建華走了,曾蔭權的 強政勵治來了,香港的政局更加低沉了,我們真的不需要激進主義嗎?這是大部分社會精英和中產階級的心聲,因以造就一個公民黨乘勢而起。

而第二階段(一九九四至九七年)至第三階段(後九七時期)的批評目標則指向新自由主義,也即是香港引以為榮的「自由市場」。但汪暉在書中指出,香港以新自 由主義經濟為主而忽略政治自由與人文精神,顯然是忽略了弗利民在《資本主義和自由》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的「經濟自由」可以達到「政治自由」,顯然這套錯誤 邏輯現在已不證自明,起碼在三月份舉行的 G21 的已承認其失敗。汪暉更指出當年提出的反貪污和民主訴求,與今日的局勢已愈行愈遠,社會公義名存實亡。

如汪暉自言,這是一本為自我批判而寫成的書,究竟六四事件與今日中國政治經濟的關係何在?六四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否也是新自由義發展的一部分?汪暉的答 案很瞹昧,他只指出六四是一件很複雜的歷史事件;然而這些沒有被回答的問題,沒有被思考的地方,才是六四事件今天於我們的意義:六四不僅是一個回顧(以及 爭執)死亡數字的日子,而是一個迫使我們質疑社會公義以及歷史性矛盾的時刻。我們紀念六四,並不應只要求中國政府還事件一個公義,我們更應追求無數個公 義。這些公義和經濟增長毫無關係,但和經濟發展相關,今天我們可以很理直氣壯地批評學生,他們要求的內容空洞,民主和自由只是兩個無形的概念,正如意大利 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言:更重要的是「姿態」(Gesture)。他口中的「未來的政治」(Coming politics)是對社會不公義的即時反應,並不是甚麼策略,因為政治不是做生意,也不是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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