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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

進一步出版社

八十元
馬國明筆下的路邊經濟正嘗試為香港找一個生母﹕炒生糯米飯的小販、手打魚蛋、豬仔包、絲𧙕奶茶的歷史，這些都是消失了的記憶，剩下的只是平平無奇的名字。書中一個德聲小學的小學生，回到了從前，在記憶中尋找自己的童年，但是這個記憶卻只属於他自己，這個世界上已經找不到炒生糯米飯的小販，也沒有同學媽媽做的大茶糕。逝去了的時間在香港這個紙醉金迷的社會留下的記憶只是個人的，這帶出了班雅明式（德國籍猶太思想家）的憂鬱政治﹕我們是現在（present）的孤兒。
序中提到班雅明的《講故事的人》(Story Teller)，嘗試將馬國明塑造成一個講故事的人。甚麽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講故事的人是說自己的經歷，這些經歷並且不是平鋪直叙的事實，而是有其mythical origin。讀德國哲學常遇到兩個字，一是das erlebnis，另一個是die erfahrung，兩者都是經歷(experience)，而講故事的人，和文字不同的正是這兩者的分別。故事的書寫是erlebnis，講故事則是erfahrung；前者是認知的，後者是存在的；前者是類別的（categorical），後者是累積的(cumulative)；前者是孤立的(isolated)，後者是前進的(ongoing)。講故事的人，是書本取代不了的東西，不單是兩個主體的不同（一為人，一為書），而且是經歷的不同。
 我們的時代是erfahrung的消失，例如「路在何方」的路邊政治的式微，例如資訊的泛濫，我們經歷的時間越趨向於erlebnis。而馬國明口中的香港的生母，因為其消失而成為一個神話。原因是甚麽呢？在馬國明的論述裡，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造成的，也即是路邊政治經濟。然而這本書並不是一本關於「政治經濟」的書，因為它既沒有解釋「政治經濟」裡的權力互動，也沒有給我們新的可能性。整個論述說的其實主要是時間和技術(technics)，而不是空間和政治， 更明顯地說是技術和時間的關係。

我們的文化發展就是技術的發展，技術同時構成了我們存在的時間。這是上世紀大部份哲學著作的話題。而我們也知道近化的管理技術和科技同源。這不單是說管理借助許多科技上的便利，而是管理的思維和科技的原理等同。例如在馬先生的例子裡，小販的監管便是技術的思維。因為小販是無法管理的，只有將小販轉化成必須領有執照的店鋪，才能有機會管理（例如資訊科技上的rfid，openid）。這種管理的技術是都市化必然的結果，例如在倫敦的地鐵裡，表演音樂的人只能在畫定的區域內表演，而且他們必須通過考試領取執照，這種管理技術同時變成了律法。然而這樣說，並不是要中和（neutralize）權力的論述，而是提供一個更闊、更實際的論述。
香港在走向全面都市化，社區的發展變成了同一化，今天的荃灣到柴灣，相貎相同的商店林立，同一化的生活、個體是有效管理的基礎，而individual society的危機便是同一化而無法產生差異化。但我們似乎很容易就忘記，技術本身就是時間。小販的消失，是技術的發展。技術原並不是附属於資本，而現代社會，我們則見到資本和技術的合一法。然而資本卻不能取代技術，而是技術引導資本，資本促進技術，但這也變成了一個循環。而人類的知識也進入了這個循環裡。正如書中講述的GPS，今天我們不需要問路了，因為個體已經有了「不需要問路」的能力。Erfahrung被erlebnis所取代，這是現代性的憂鬱，但這也是時間的政治。
但我們要問，如果沒有印刷技術，沒有燒錄技術，我們還能不能知道馬國明眼中的香港的生母？技術不只構成時間，技術本身也就是記憶(hypomnemata)。今天我們從馬國明的書中、錄音中分享了他的記憶，但他本人卻無法從社會的現實中找到這種記憶，也即是都市發展的技術缺少了這部分的思考。但這種記憶能是甚麽呢？是一個小販博物館？還是一本本好像路邊政治經濟學這類的書 ？這些對於作為「寫書」、「錄音」的馬國明或是重要的。但作為「講故事的人」馬國明來說便不重要了。因為消失的是「路在何方」的路邊經濟，就算這種記憶在電影、電腦遊戲、書籍中出現，路邊經濟也已經消失了。小販博物館、出版等，是標準化的erlebnis，講故事的人有一天會逝去，而聽過故事的人卻不一定能成為說故事的人。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矛盾﹕技術作為時間的不可逆向性，和技術作為記憶的無力感。這就是都市化無可避免的結果，也即是時間自身的矛盾， 如班雅明在《metaphysics of the youth》所說的我們是現在的孤兒。 如果我們從技術的解度看，我們可以積極地提出幾個問題﹕甚麽樣的技術可以發展出差異化而不是同一化？都市化的最終目的是否必定為同一化以及全球化？我們如何讓作為記憶的技術可以自主地在時間中延伸下去？這本書並沒有回應這些問題，所以依然躑躅於懷舊政治的邊緣，懷舊政治的問題是它終有一天會被吸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如班雅明筆下法西斯對失去aura的藝術的做法）。然而我們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希腊人，我們無法像班雅明一樣期待默西亞時間。 但這個矛盾本身也是本土論述需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對抗的是作為時間的技術，而不愚昧於作為記憶的技術（如集體記憶），本土論述不是一個政治經濟上的問題，而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是對於技術的不可逆向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