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berrepublic Welcome Guest | Login or Register

《metal-global》Issue02

The radicals of the thirties fought “capitalism,” and later, fascism, and for some, Stalinism. Today, intellectually, emotionally, who is the enemy that one can fight? The paradox is that the generation wants to live a “heroic” life but finds the image truly “quixotic.”

–Daniel Bell
2002年美國參議員Barbara Boxer的一聲「共產主義已死，新的一天來臨！」，引來了無數譏笑，君不見整個南美還是「山河一片紅」。至今四年，回眸亦然，卡斯特羅雖然盛傳患上柏金遜症，那邊廂印第安裔的共產黨人Evo Morales成為了玻利維亞的總統，象徵共產主義高峰會的聖保羅論壇(SPF)每年照樣舉行，厄瓜多爾的Hugo Chavez依然手握重權。

共產主義的此消彼長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都是撲朔迷離。17年來，柏林牆倒、蘇聯瓦解、東歐解放，我們看在眼裡，香港只剩下一名「長毛」，披著哲古華拉的戰衣，打著托派的旗幟，如夕陽下屹立於山脊的孤身俠客。這不是我們的錯，南美洲的實在太遠了，我們看到的也只能是《春光乍洩》裡一片湛藍的天空，矮小的平房躺臥在貧瘠的大地之上，一直伸到視線的盡頭，想起的也只是Astor Piazzolla的探戈。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Daniel Bell1指出三十年代左派激情冷卻之後，已迎來沒有英雄的時代，每個人都要做個普通人，在隨後的四十、五十年代，美國政府改善社會福利、推廣教育，再加上麥卡鍚主義(McCarthyism)的恐共陰影，左派激進分子已找不到挑戰的對象，一言蔽之資本主義已取後勝利，但是左派學者群起口誅筆伐，責備他和現實脫節，那個時候宣稱「意識形態的終結」又似乎早了一點。直至一九八九年之後，以《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一炮打紅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書中討論黑格爾(Hegel)「認同的慾望」(Desire of Recognition)，指出了資本主義將成為最可取的經濟及社會體系，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由和平等，共產主義必被淘汰。當然，今天我們可以用表面的證據反駁福山的論點，無可否認共產主義的旗號於然高舉著，但貼近這些貧瘠的共產土地，我們無法不為它的落後而感嘆，或者我們還要感激共產主義，因為它的不力，我們才能擁有一個沒有被現代化淹泅的拉丁美洲。

中國——昔日共產主義的先鋒，領導者毛主席風靡全球，至今仍為尼泊爾毛派(Maoism)遊擊隊推崇，但現在已被小資佔據，工廠林立，資本家高高在上，牆壁上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也已隨歲月而褪色。二零零六年一月份的時候，罪惡軸心國之一北韓的金正日也親臨廣東中山，學習中國的經濟開放。無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核心的階級衝突，生產力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也隨生產自動化進入一個新的關係，資本家和工人的對立也越趨暖味，資本主義進入了後現代時期。

馬克思主義學者、後現代主義批評家詹姆森(Frederick Jameson)將資本主義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18世紀至19世紀的市場資本主義，第二個是19世紀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抬頭的壟斷資本主義，第三個則是目前我們所生活的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有兩個很大的特點，第一是商品化(comodification)，商品化向四面八方延伸，許多幾十年前想像不到的東西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早期的以物易物是基於生活的需要，錢這一概念的出現使貿易邁進了一大步，近代收音機、電視等奢侈品鼓勵生活享受，生活的所需漸漸和符號及圖像融合起來，任何象徵意義的東西都可以變成商品。例如曾經一條女性的二手內褲是一些香港男青年到日本朝聖的證明，最好就是帶點異味，不能沒有污漬，關上門便是最好的慰藉，滿腦子都是浪聲謔語。

到了互聯網時代，越來越不實際，瑞典互聯網遊戲「安特羅皮亞計劃」不只有土地可以炒賣，更可以花錢買個虛擬太空站讓自己做站長，有玩家做厭了業主，就賣掉了虛擬島，然後用所套現的約七十七萬港元，買下遊戲中的「太空站」，他自稱說這筆錢有四分三都是從遊戲中錢滾錢賺回來的。羅馬尼亞和東莞的兒童每天對著電腦十幾個小時，就是要幫僱主贏得虛擬武器，然後在網上拍賣。南韓盛傳讓熱愛玩電子遊戲的青年免兵役，這一點我們當初坐在紅白機跟前玩孖寶兄弟的時候始料不及。

這是個瘋狂的時代，不但消費變成了一種符號的消費，純符號本身也變成了生活所需，這便是擁抱非理性的後現代的一個明顯的特徵。

另一個特點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後者則代表了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幾個世紀前殖民化開拓了更大的貿易空間，暴利和冒險是年輕人的理想，撫著佩劍，站在船頭遠眺東方是一種榮耀。隨著交通的發達、資訊的澎湃改變了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市場無限擴張。每年貿易差成了外交的考慮因素，「地緣政治」在越戰之後難已啟口，畢竟沒有人敢明言打下東歐，摘下烏克蘭和俄羅斯，以取得全世界的霸權，所以很少再有「宣戰」這一外交途徑，但有一個詞叫「經濟制裁」，我們幾乎每天都聽得到。

雖然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政策迎來了大蕭條的結束，同時也迎來了持續通脹，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遂成為了主要的政策傾向，靠自身進行調節、控制的市場經濟成為了追捧的制度，現在也是香港引以為榮的經濟體系。市場化之手無所不及，政府的公共設施外判，國營企業私營化是近二十年來的熱門話題，更激進的是哈耶克主張貨幣私營化，當時東歐共產主義瓦解，這一個想法也是會議的議程之一。

自由市場最大的問題就是強弱之間的不平等，以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現在中國就是最好的縮影。反對全球化(多指資本和強國合作由上而下的侵略行為)的知識份子中，最老牌的是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和麻省理工大學語言學教授Noam Chomsky，可惜Bourdieu於2002年去世，新一代旗手是《No Logo》的作者Onami Klein。反全球化的浪潮越捲越大，早在一九九九年西雅圖的世貿會議便有四萬人示威，高潮則是二零零二年的巴塞羅那歐盟峰會期間，示威人數達五十萬。

這個「不平等交易」長期以來都是被突略的盲點，十八世紀，亞當‧史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了「隱形之手」(Invisible Hand)這一概念，並成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理論。「隱形之手」指的是為自身利益為動機而參與市場，在無形之中每個人都有對正面地貢獻給經濟體系，而且買家和賣家之間是基於一個共識進行交易，以達到市場效率。

但這個理論不足之處就是假設了賣買雙方擁有同樣的資訊，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Akerlof、Joseph Stiglitz 和 A. Michael Spence提出的不對稱資訊(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理論，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事。這種不對稱大可體現在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投資賺盡血汗錢，小可見於購買股票時的瞎子摸象蝕個七零八落。雖然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指出在現代社會(不是後現代社會)，「財富」的概念已被「風險」所代替，然而誰拿到最多的資訊便能將風險降低，資訊本身便是和財富等價。

每種意識形態總有它的缺點，晚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下去會怎樣呢？對於後現代社會，德國思想家哈伯馬斯(Habermas)看到了滿途黑暗並且不遺餘力地加以批判，而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卻滿懷希望，和Ulrick Beck一樣他認為後現代社會還沒有來臨。

近幾年來，反全球使左派理想思想再次萌芽，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在歐美湧現，但那種1968年在歐陸捲起的左派激情已不再。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是相對上較被接受的，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紀登斯，他曾是貝理雅的智囊，指導新工黨的政治路線，而在一九九七年將貝理雅送進唐寧街十號。第三條路並不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找一個中位點，對紀登斯而言，第三條路是對全球化的回應，在新自由主義為主的思想中加進了中間偏左的價值，例如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社會接納(social inclusion)、保護弱者等，包括重新定義政府和公民社會的關係，改革社會福利國家等理念。

第三條路是不是行得通，這還是拭目以待的事，當年施羅德等德法領袖對貝理雅的第三條路蚩之以鼻，時局多變，科技發展迅速，生產力也隨之改變，未來就如同海森堡的粒子，再沒有一種大論述(Grant Narrative)可以概括一切。就算在英國，幾年後工黨的白高敦是否可以擊敗保守黨的金馬倫還是個未知數，然而相信一些核心的價值是人類幾千年來都在追求的，無論那一種意識形態都無法不與之掛勾，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我們渴望的是自由、平等，至於民主，你自己決定好了。

Trackback this Post | Feed on comments to this Post